平凡的邪惡

■納粹屠猶的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於1961年受審。互聯網

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也就是需要有同理心。

世道人生‧平凡的邪惡，李怡(2016-3-29日，蘋果日報)

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他雖然不是納粹高層決策者，但他將上百萬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角色。納粹政權倒台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1960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4月11日他在耶路撒冷受審，全球矚目。

艾希曼在法庭上說，「我無罪。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精神科醫生一致認為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典範」。他說自己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屠殺猶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他的職務。

《紐約客》雜誌邀約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全程採訪審判。鄂蘭同意艾希曼的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接下來，鄂蘭提出了一個關於邪惡、是非認定的顛覆性論斷：一個缺乏思考的平凡人，會產生最大的邪惡行為。她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這就是後來被認為是「改變了世界的思想」的「平凡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理論。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並不只是一個有邪惡壞心的人作出的行為，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兇殘惡果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也就是需要有同理心。

公務員制度被訓練成需要完好地執行上級指令，尤其是紀律部隊。人類種種活動都是依靠命令與服從去執行和完成的。服從是美德嗎？如果服從意味放棄思考，那麼你執行的上級指令若是善，你的服從就是美德；若是惡，你的服從就是平凡的邪惡。平凡的邪惡者也像艾希曼那樣，既不陰險也不兇橫，但他們不看新聞，不理時事，不問是非對錯，執行指令時沒有同理心，一味以勤奮服從求取晉升。於是，服從就等同對暴政的支持，而製造出最大的邪惡。香港的淪落就是由許多以服從為美德的人推陷的。

網路連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329/19548064

在趨炎附勢時代的抗爭

《我係乜乜乜》香港・不能失去......

蘋論：在趨炎附勢時代的抗爭2016年01月30日‧蘋果日報‧李怡

一位相識的港大女生傳來短訊：「捱餓，捱凍，每次無功而還，我都可以接受，但現在學校蛇鼠一窩，真是令我難以接受，心情一直未能平復。抗爭的孤獨和風險早已了然於心，亦早已對那些教授無任何期望，只是現在被一直信任的校長出賣，令我好失望。」

短訊流露青年人一再被成年人世界欺騙和侵凌的傷感。筆者想對她說的是：你們不僅僅是在一間大學對付幾個惡棍，而且是為了香港去對抗一個暴富的強權。在強權的淫威之下，固然有層層打手，也慢慢形成趨炎附勢的社會：一群應聲蟲；在高薪厚職中習於安逸而不敢依從心中是非判斷的知識人；事不關己的市民大眾。不是幾乎全世界都在「中國病毒」的利益主導下跪低了嗎？如果有你「一直信任」的人忽然罔顧是非，也毋須太失望，重要的是不要放棄心中的堅持，只要這份堅持沒有被奪走，就不負自己的人生。

干預港大的幕後強權

自從2011年李克強訪港損及港大獨立自由的精神開始，中共及港共就不斷有針對港大的施為。戴耀廷的呼籲佔中，和《學苑》提出的香港民族自決，都觸動中共神經。梁特在施政報告批判《學苑》，由左報爆出港大物色委員會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並連番批判喝止，引發一連串校委會內與外的爭鬥。在強行否決陳文敏的任命後，又不顧校友關注組、畢業生投票和校內教職員投票，而強行任命李國章做校委會主席。如果說這些動作仍不足以說明有幕後推動的話，那麼昨天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對港大校園的「嚴重政治化趨勢」的批評就更可以說明一切了。

一位周二晚在場的年長港大校友表示，同學都是斯文的，連喊口號都不大聲。他們圍堵只是提出要求對話，並無推撞或暴力，實在無法明白在外國見慣示威場面的校長何以會覺得人身安全受威脅。至於教育沙皇的所有違反常識的威權講話，固然不值一駁，而林鄭指大學生的行為「遠遠超過一個文明社會可以容許」，則若非無知就是有意扭曲事實。

大約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示威學生在洶湧群情下，「火燒趙家樓」，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這些行為與港大學生相比如何？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反建制和反越戰運動期間，大學城柏克萊幾乎沒有一間商店的櫥窗玻璃是完整的，但加州柏克萊大學仍然是無數人想入讀的頂尖大學。五四期間，包括蔡元培在內的北京各大學校長和教師，都支持學生的示威，他們到警局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六、七十年代美國和歐洲，許多大學的校長都坐在球場和示威學生對話，討論學生要求參與校政問題。正是大學的獨立自由的風氣，培育了學生的正義感，發揮他們的創造性思維，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鄭振鐸等後來成為卓有成就的學者名人，西方一些學運領袖，也成為後來的社會棟樑。

只剩年輕一代在抗爭

去年，大陸老一輩的學者資中筠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國家最大失敗〉，文中比較中共建政前作者在北京上中學大學，和現在大陸學校的情景，她寫出以下一段話：我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垮臺，一是因為腐敗，二是因為腐敗還不徹底，就是說官場是腐敗，而整個社會沒有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知識分子沒有腐敗。他們還追求正義，覺得受不了這個腐敗的政府，要想辦法反對它。還有另外一個希望，就是跑到解放區去。如果這個社會所有人都腐敗了，連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都腐敗了，大家見怪不怪，也就不會有人拍案而起，要改變這個社會。清華大學的孫立平老師有一個說法：現在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中國大陸的趨炎附勢蔚然成風，沒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大學，幾十年都培養不出中共建政前那樣令人景仰的學問家，在專權政治下當然也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即有也立遭打壓。「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國家最大失敗」，這種趨炎附勢之風刮來香港，從曾經培養過孫中山的港大入手，將會帶來香港最大的失敗。


中共打手梁特，和與他配合同樣自以為是、好鬥成性的李國章，幾乎所有在面臨大學墮落卻為了保護飯碗而默不作聲的教授講師們，還有覺得事不關己或只想維持自己的安樂窩的市民，共同把大學和社會推向趨炎附勢，把香港推向失敗。只剩下年輕一代在抗爭。他們本來也不需要抗爭的，不是已經畢業或者過兩年也畢業了嗎？但是，他們以微薄的力量，抗拒着大學沉淪，也就是抗拒香港走向失敗。作為成年人，若置身事外，難道不覺得羞愧嗎？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