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2期《壹週刊》新聞耳目：「圍威喂，選選委」

多謝黎明，令市民知道原來天王巨星也未必合資格經演藝界別，參加選委會選特首。

香港七百萬人的行政長官，由北京欽點候選人，再圍威喂找友好人士舉舉手。這個小圈子選舉，先會在下月投票選出一千二百人的選委會。今屆選委會增加了四百人，名義上擴大選民基礎，其實只是一個大了一點的戲棚。

特區政府從來沒有主動公布三十五個選委界別內，可間接選特首的選民名單。本刊偵查發現，做全職區議員、水喉技工的參選漁農界；與新華社有關或名不經傳的刊物，是出版界選民；體育界今年首次有金牌選手參選選委會，但原來普羅運動員沒有投票權。整個特首選舉制度，甚多缺失。

選委會由三十五個界別推選，但議席數目並不平均，擁有最多議席的漁農界、勞工界、社會福利界、宗教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在今屆選委中各有六十席，較上屆每組四十席，多出五成。以上五大界別的席位，大大超越各有三十席的醫學界、教育界，以及分別只得十八席的「地產及建造」和金融界。 本刊重點研究漁農界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選民名冊，發覺裡面的選民來歷原來甚有蹺蹊。

自動埋位演藝界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顧名思義，涵蓋四個範疇，各有十五席。與唐英年分屬友好兼千絲萬縷關係的寰亞主席林建岳，率領歌星譚詠麟、導演吳思遠、製片人黃百鳴及《無間道》出品人莊澄等十五人組成星級選委名單，輕易取得演藝小組的十五席。黎明原本榜上有名，豈料臨門甩轆，狼狽不堪。原來「金句王」從未有盡好市民責任登記做選民，根本沒有資格參與選委會，遂由影帝周星馳替補。 翻查演藝小組的名單， 主力軍是戲院老闆、電影公司老闆、唱片公司老闆、電視電台老闆等領導級人馬。難怪曾出動私人飛機載唐英年出席國際影展的林建岳，輕易協調圈內十五名友好出面。由於沒有其他人挑戰林建岳的名單，十五人順利奪得十五席位。

一如過往，文化界協調十五人參加選委會，前輩人物如音樂教授費明儀、粵劇界陳劍聲、話劇界高志森等繼續留任。另外全國政協李國強、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李焯芬，在上屆分別循政協及高等教育界參選，今次只是轉組往文化界爭位。

運動員無入場券

體育界首次有運動員落場，包括「亞洲車神」黃金寶、退役武術運動員鄭家豪、前羽毛球運動員陳念慈。三人應霍震霆的邀請，報名參加選委，但香港運動員其實沒有投票權。

根據選舉規定，在體育界登記做選民，必須是團體票，先成立一個社團，去警務處註冊，然後加入相關的港協暨奧委會、附屬體育協會（共七十四個）的屬會。例如成立柔道社團，加入香港柔道總會做屬會，就有資格在體育界登記做選民，甚至做選委。話雖如此，體育會的屬會，是另一個只歡迎 「自己友」的俾面派對。

要成為體育會屬會，其實重重黑幕。本身是香港警察柔道會教練的黃柱光，在一九八一年創立香港柔道學會，但至今整整三十年都加入不到柔總做屬會。「想代表香港隊，就要做佢會員（屬會）。要做佢會員，就一定要考佢嘅教練牌。但係考教練牌之前，一定要係佢嘅會員。因為呢個怪圈，我哋永遠都唔會入到。」他激憤地說。 聽來很矛盾，黃柱光解釋，柔總會替聽話的社團開綠燈，一邊遞紙入會申請會員，一邊安排考教練牌。但不聽話的團體，則沒有此優待。據他了解，全港近二十個柔道社團遭柔總拒諸門外。對於運動員沒有投票權，黃柱光批評選委會體育界是小圈子制度，有運動員參與是體育界的恥辱。

福建幫玩晒體育界

今屆有運動員進身選委行列，全拜議席由十席增至十五席。除了三名運動員，餘下是各體育總會的主席。與其說是體育界，稱他們為政協體育界更合適，因為九名是各省市政協，例如愉園及公民體育會主席貝鈞奇是四川省的政協委員，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義務秘書王敏超是南京政協，還有身為全國政協的香港籃球總會會長李群華，今屆「翻叮」。

本刊翻查選民名冊發現，多得籃總李群華的領導，福建社團早已在體育界處處插旗。 籃總屬下四十多個男女球會，包括天天男籃、天天女籃，全部都是選民，而且籃總是福建幫大本營，十八名正副會長之中，就有十四名是閩籍。他們共同以一個位於柴灣工業大廈的地址登記，上址屬於籃總主席陳瑞添一間私人公司的辦公室。李群華對此不以為意。「呢個依照香港法例吖嘛！雖然籃球都係小圈子，唔係每個運動員都有權投票，但係所有球隊都有權投票。我覺得係好公平。」李說。但是足總沒有如斯插旗，李急忙說︰「我真係唔知！我淨係知道籃球，其他嘢我唔識！」

除了有組織努力擴充版圖，體育界還有個別團體「無端端」有一票。一個在選民登記冊上的團體為「金國首飾」（King's Jewellery Co），代表人為余石莊。金國首飾位於九龍富豪酒店地庫，記者透過職員聯絡到負責人郭明義。他稱旗下有一個睡蓮體育會，登記為體育界選民，金飾店是通訊地址。記者問他知不知可以選特首？「唔知喎。我只知可以選霍震霆做立法會議員，不知可以選特首。」記者着他聯絡余石莊，以了解情況。「我很久沒見過余石莊，也不知他是否在香港。」隨後他反問記者：「是否一定要余石莊投票？現在可否改由另一人做代表人？」

古靈精怪出版界

香港出版界有十五席，其中五席來自聯合出版社，旗下包括三聯書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商務印書館、萬里機構等親中出版社。此外，選民名單中，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騎呢刊物，他們都是出版界的選民。

《保健》季刊的總部隱身於尖沙咀加連威老道一幢商廈內的狹小單位。雖說編採部填上五個人的名字，但是連主編馮廣泉都覺得是自己一腳踢。自九○年年底創刊，馮已經披甲上陣當主編，從五十二歲幹到七十三歲，尚未言休。《保健》九成半內容，都是由大陸中醫西醫投稿撐場。

「我哋本雜誌以贈閱為主，主要俾我哋啲客睇。」馮坦蕩蕩地說。他口中的「客」，其實是指非牟利組織香港保健協會的會員。《保健》季刊由協會出版，印數不足一萬本，會員卻逾七千人，說穿了就是會刊，賣不賣到紙都不成問題。

另一本騎呢雜誌是《香港之窗》，由六十多歲的屈月英主理。每逢人大政協會議，她就會挾着《香港之窗》「總編輯」的銜頭上京跑兩會，連新華社都採訪過她。不過她在香港就名不經傳。「咩窗話？有呢本雜誌嘅咩？」在港島區一位報販說。《香港之窗》在香港的註冊地址，竟然是新華社前總部，位於灣仔霎西街的新華大廈。本刊記者摸上該樓層，發現填報單位根本不存在。

還有一本叫《中國法律》的雙月刊，中英對照，由獲中共司法部批准在香港成立的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出版。難怪在首頁大大隻字寫着︰「司法部唯一指定本刊贈送各國司法部、國際相關組織及各國駐華使領館。」雜誌內容全部由大陸法律人士投稿，寫的盡是內地法律議題。職員稱，編輯部在北京，香港只負責發行。

這些騎呢雜誌之所以成為選民，是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只要合法出版或發行刊物，就符合資格，手續易如反掌。在政府網站做商業登記和公司註冊，不用一天，就可以去影視處註冊報刊，兼申請發行牌照，再等兩週就搞掂。

漁農界忽然坐大

禽流感、豬流感後，香港活雞買少見少，活豬只剩下麥嘜討人喜愛。漁農界就業人數大減，香港年報顯示，該業界受僱人士由二○○六年的一萬八千人，至二○一○年一萬六千三百人。 漁農界的登記選民是團體票，並以合作社為主，合作社扮演中介人角色，以菜農為例，他們收割蔬菜後，會交給合作社轉售出去，但香港大型的菜農買少見少。養豬業也曾經風光，二○○一年有三百零五個豬場。但○六年起政府為減低污染，推出自願退還牌照計劃，補償特惠金。很多豬農眼見政府越來越多規管豬場的措施，選擇「要錢唔要豬」，至去年底只剩下四十三個豬場。

盧蔭強在井欄樹經營一個小小的豬場，「以前附近有十多個豬場，很熱鬧。」但很多豬農交牌，西貢只剩他一人。他以坑口農牧業協會的身份參加今屆選委會，他的一人協會仍有選票，「這是制度設計問題，應問政府為何有此安排。」

而六十個選委報名人士中，部分並非從事漁農業界，例如：張火有是水務署技工；溫來喜是建築公司董事；羅競成是區議員，另外兩位報稱區議員的張少強及馮彩玉，前者連任落敗，後者已沒有參選。 羅競成代表青衣水陸居民聯誼會參加漁農界選委，「我爸爸是種花，一家由花養大。」他稱從前青衣有很多人務農維生，但時勢改變，「本地仍有很多人從事漁農界，只不過轉戰內地投資農場。」他也轉為全職區議員。被問到漁農界的選委代表人數是眾界別之冠，會否特別有優待？他稱「我們不介意政府檢討功能組別時，調整所有界別的議席人數，但政府沒有這樣安排」。特首選舉顯然眷顧漁農界，一百五十九個選民，按比例計，每三人便有一個入選。對比之下，教育界八萬多位教師，只有三十個議席，每二千八百人才有一人入選。

選委會由八百人增至一千二百人，但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批評「換湯不換藥」，中央政府仍然想操控選舉結果。漁農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只是機械式調整議席比例，「漁農、體育界傳統都是左派人士主導，政府只想確保對業界的影響力，並非提高民意基礎。」選委會這特殊組織將成為歷史，因為人大常委會通過二○一七年特首普選誕生，但成名較悲觀：「下任特首是否真的一人一票選出來？看來中央政府未必一步到位容許香港有真正的普選。」 

足球需要團隊，而非集體

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作者：梁文道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初它是匹神秘的黑馬，最後它卻成了被人嘲諷的陪跑份子，這支北韓隊在世界盃決賽週的命運也未免起落得太厲害了。就在葡萄牙以七比零的差距擊敗北韓的那天晚上，被認為是中國頭號「朝粉」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雖然孔教授拒絕「朝粉」這個稱號）很憤慨地發表了一篇博客，指摘大家老把政治和足球混為一談的不是，堅持北韓之敗只是敗在戰術錯誤，與政治完全無關。

他說得對，北韓的確犯下了非常嚴重的戰術錯誤，對着世界排名第三的葡萄牙，它竟然敢打一場開放的進攻足球。被人連灌兩球之後，它不只不鞏固後防，反而急着進球，於是形成了更大的漏洞，最後血流不止，結局悽慘。

然而，這個錯誤是怎樣造成的呢？為甚麼北韓隊會放棄首場對付巴西時的保守打法，轉採有前無後的攻勢戰術呢？後來，我們才曉得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背後的眼睛。在第一場賽事裏面，北韓竟然能在足球王國身上取得入球，於是親愛的領導人信心大增，破天荒地批准現場直播，好讓北韓全國人民目睹祖國的驕傲。既有家中父老盯着瞧，北韓隊就不好意思龜縮了；再加上之前嚐到了小甜頭，這一回他們焉能不入虎穴？簡單地說，北韓確實輸在錯誤的戰術選擇，可是這個選擇的理由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換了第二個國家，每場球賽天天直播有如家常便飯，領導人和鄉親也不會不知深淺地把寶全都押在你身上，這種慘劇還會這麼容易發生嗎？換了第二支隊伍，每個球員都曉得天地之大，都明白國際一線球隊的真實水平，他們還會如此盲目地高估自己的能耐嗎？

最讓人意外的，是這支北韓隊的意志原來居然很脆弱；被人踢進兩球之後，後防潰散得比其他任何一支球隊還快。最後一場對着科特迪瓦，它甚至連隊形都保持不住，人人各自為政，防守線的漏洞就像窗花一樣，處處留空。為甚麼一個以精神意志見稱，以集體主義聞名的國家會出了這麼一支精神渙散陣式鬆散的球隊？北韓有本事叫十幾萬人演一齣精準如機器的《阿里郎》，卻不能讓十一個人互相配合彼此補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反觀它在政治上的死敵美國，不僅能在落後兩球的局勢下力挽狂瀾，還差點反敗為勝；甚至越打越緊密，完全展現出了團體運動的風格。美國難道不是一個標榜個人，散漫虛無的國度嗎？

最近讀高立的《跟着足球學通說》，才知道足球史上有「共產謎團」一說。所謂「共產謎團」，指的是冷戰時期共產陣營在各項運動上皆有出色表現，唯獨足球總是不能攀至頂峯。雖然蘇聯在 1960年曾經拿過歐洲國家盃冠軍，可當年西歐列強紛紛缺席，所以這個冠軍的成色未免不足。而且「更有趣的是，東歐集團最接近世界盃冠軍的球隊，都是出自若即若離的邊緣地帶，例如五十年代幾乎脫離華沙公約的匈牙利（蘇聯進兵匈牙利後，一眾球星離國，強盛的匈牙利從此衰落）、六十年代『布拉格之春』前後的捷克、七十年代團結工會開始崛起的波蘭」。更不用說最遠離蘇聯，相對獨立比較開放的南斯拉夫了。至於最緊跟老大哥路線的東德，它在多種單人運動上都能橫掃全歐；反而足球硬是比不上西德。這個謎團真的只是巧合？

恐怕不是。高立指出了足球這種運動的特點是場上的形勢瞬息萬變，九十分鐘除了中場就幾不停頓。在教練不能時時下達指令的情況底下，規規矩矩，不懂得靈活變通的球員根本不可能打得太好。也許這就是「共產謎團」的答案了。

我們還可以深入下去，把一般人所說的「團隊」分成兩類；一類是機械的服從的，另一類則是有機的自發的；前者的基礎在於命令，後者的基礎在於合作。靠領導命令來運轉的團隊可以形成幾萬人一浪接一浪的人浪大會操，其動作絲毫不亂，宛如一體。可惜的是，足球畢竟不是萬人操，光靠服從和紀律是絕對撐不起一支好球隊的。

德國的麥士．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圖馬塞羅（ Michael Tomasello）在《我們為甚麼合作》（ Why We Cooperate）裏面把合作視為人類所有社會機制的基礎。他所說的合作細微而日常，從一個人為另一個雙手捧着東西的陌生人開門，到一輛車停在路上好讓行人穿越馬路，全是人類互動合作的好例子。這些行為都沒有及時利己的好處，也都沒有老大哥和任何更高權威的臨場指揮，可是人們照做不誤，而且還預期他人也會如此對己。一個社群的成員如果長期習慣並且善於這種互動，就算少了剛性的律則與領導的指示，他們也能在某些特殊情況底下隨機應變，合作互助。比方說天災來臨，他們可以迅速進入狀況，瞭解彼此長短，然後形成一套亂中有序的分工流程，該搬石頭的搬石頭，該跑腿的跑腿，不必亂做一團等人打救。

足球隊正是這種團隊的典型。圖馬塞羅指出所有的「社會遊戲」都要求參與者具備「角色中立」的能力。例如足球，一個人當前鋒但不必把自己的功能鎖死在前鋒的角色，一旦情勢需要，他必須立刻擔當起後防的任務；反之亦然。角色是存在的，可是我不必把自己限制在任何一個角色裏面。而「角色中立」則有賴於每一個隊員都有獨立判斷的腦袋，都有微調教練指令的自由和勇氣。球場上的變化無窮無盡，再周詳的部署也無法預估一切意外。球員們必須自己應變，而且衷誠合作。

可是，一個斬斷了所有人的橫向聯繫，只保留縱向階層關係的社會有可能孕育得出這種自發的合作嗎？更大的問題是合作不能沒有互信。一個球員有時候會故意漏掉一個經過腳下的球，因為他確信後頭還有另一個隊友，而他的機會要比自己更好。正如一個老人不怕自己過馬路，因為他相信每一個駕駛者都會當心在意。假如這個社會人人互相監視，每天都得提心吊膽地提防他人，合作又該從何說起呢？前東德的情報機關「史塔西」可以把五十分之一的國民發展成線人，不過他們就是不能在綠茵場上擊敗西德。

所以我們不該問為甚麼崇尚集體主義控制對外交流的北韓會打不出球場上的團體戰；因為一個凡事依靠上級指示，把個人消融在集體之中的國家恰恰是不可能踢好足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