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惡

■納粹屠猶的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於1961年受審。互聯網

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也就是需要有同理心。

世道人生‧平凡的邪惡，李怡(2016-3-29日，蘋果日報)

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他雖然不是納粹高層決策者，但他將上百萬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角色。納粹政權倒台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1960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4月11日他在耶路撒冷受審，全球矚目。

艾希曼在法庭上說，「我無罪。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精神科醫生一致認為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典範」。他說自己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屠殺猶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他的職務。

《紐約客》雜誌邀約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全程採訪審判。鄂蘭同意艾希曼的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接下來，鄂蘭提出了一個關於邪惡、是非認定的顛覆性論斷：一個缺乏思考的平凡人，會產生最大的邪惡行為。她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這就是後來被認為是「改變了世界的思想」的「平凡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理論。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並不只是一個有邪惡壞心的人作出的行為，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兇殘惡果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也就是需要有同理心。

公務員制度被訓練成需要完好地執行上級指令，尤其是紀律部隊。人類種種活動都是依靠命令與服從去執行和完成的。服從是美德嗎？如果服從意味放棄思考，那麼你執行的上級指令若是善，你的服從就是美德；若是惡，你的服從就是平凡的邪惡。平凡的邪惡者也像艾希曼那樣，既不陰險也不兇橫，但他們不看新聞，不理時事，不問是非對錯，執行指令時沒有同理心，一味以勤奮服從求取晉升。於是，服從就等同對暴政的支持，而製造出最大的邪惡。香港的淪落就是由許多以服從為美德的人推陷的。

網路連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329/19548064

在趨炎附勢時代的抗爭

《我係乜乜乜》香港・不能失去......

蘋論：在趨炎附勢時代的抗爭2016年01月30日‧蘋果日報‧李怡

一位相識的港大女生傳來短訊：「捱餓，捱凍，每次無功而還，我都可以接受，但現在學校蛇鼠一窩，真是令我難以接受，心情一直未能平復。抗爭的孤獨和風險早已了然於心，亦早已對那些教授無任何期望，只是現在被一直信任的校長出賣，令我好失望。」

短訊流露青年人一再被成年人世界欺騙和侵凌的傷感。筆者想對她說的是：你們不僅僅是在一間大學對付幾個惡棍，而且是為了香港去對抗一個暴富的強權。在強權的淫威之下，固然有層層打手，也慢慢形成趨炎附勢的社會：一群應聲蟲；在高薪厚職中習於安逸而不敢依從心中是非判斷的知識人；事不關己的市民大眾。不是幾乎全世界都在「中國病毒」的利益主導下跪低了嗎？如果有你「一直信任」的人忽然罔顧是非，也毋須太失望，重要的是不要放棄心中的堅持，只要這份堅持沒有被奪走，就不負自己的人生。

干預港大的幕後強權

自從2011年李克強訪港損及港大獨立自由的精神開始，中共及港共就不斷有針對港大的施為。戴耀廷的呼籲佔中，和《學苑》提出的香港民族自決，都觸動中共神經。梁特在施政報告批判《學苑》，由左報爆出港大物色委員會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並連番批判喝止，引發一連串校委會內與外的爭鬥。在強行否決陳文敏的任命後，又不顧校友關注組、畢業生投票和校內教職員投票，而強行任命李國章做校委會主席。如果說這些動作仍不足以說明有幕後推動的話，那麼昨天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對港大校園的「嚴重政治化趨勢」的批評就更可以說明一切了。

一位周二晚在場的年長港大校友表示，同學都是斯文的，連喊口號都不大聲。他們圍堵只是提出要求對話，並無推撞或暴力，實在無法明白在外國見慣示威場面的校長何以會覺得人身安全受威脅。至於教育沙皇的所有違反常識的威權講話，固然不值一駁，而林鄭指大學生的行為「遠遠超過一個文明社會可以容許」，則若非無知就是有意扭曲事實。

大約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示威學生在洶湧群情下，「火燒趙家樓」，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這些行為與港大學生相比如何？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反建制和反越戰運動期間，大學城柏克萊幾乎沒有一間商店的櫥窗玻璃是完整的，但加州柏克萊大學仍然是無數人想入讀的頂尖大學。五四期間，包括蔡元培在內的北京各大學校長和教師，都支持學生的示威，他們到警局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六、七十年代美國和歐洲，許多大學的校長都坐在球場和示威學生對話，討論學生要求參與校政問題。正是大學的獨立自由的風氣，培育了學生的正義感，發揮他們的創造性思維，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鄭振鐸等後來成為卓有成就的學者名人，西方一些學運領袖，也成為後來的社會棟樑。

只剩年輕一代在抗爭

去年，大陸老一輩的學者資中筠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國家最大失敗〉，文中比較中共建政前作者在北京上中學大學，和現在大陸學校的情景，她寫出以下一段話：我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垮臺，一是因為腐敗，二是因為腐敗還不徹底，就是說官場是腐敗，而整個社會沒有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知識分子沒有腐敗。他們還追求正義，覺得受不了這個腐敗的政府，要想辦法反對它。還有另外一個希望，就是跑到解放區去。如果這個社會所有人都腐敗了，連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都腐敗了，大家見怪不怪，也就不會有人拍案而起，要改變這個社會。清華大學的孫立平老師有一個說法：現在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中國大陸的趨炎附勢蔚然成風，沒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大學，幾十年都培養不出中共建政前那樣令人景仰的學問家，在專權政治下當然也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即有也立遭打壓。「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國家最大失敗」，這種趨炎附勢之風刮來香港，從曾經培養過孫中山的港大入手，將會帶來香港最大的失敗。


中共打手梁特，和與他配合同樣自以為是、好鬥成性的李國章，幾乎所有在面臨大學墮落卻為了保護飯碗而默不作聲的教授講師們，還有覺得事不關己或只想維持自己的安樂窩的市民，共同把大學和社會推向趨炎附勢，把香港推向失敗。只剩下年輕一代在抗爭。他們本來也不需要抗爭的，不是已經畢業或者過兩年也畢業了嗎？但是，他們以微薄的力量，抗拒着大學沉淪，也就是抗拒香港走向失敗。作為成年人，若置身事外，難道不覺得羞愧嗎？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Beyond・歲月無聲

鐵道員・2014年10月13日
懂得唱歌星寥落，晚風過，人老歌老，家駒任性固執，率真處世，一生不受世俗道德束縛折磨，英年早逝，歌卻長存。

作曲：黃家駒

作詞：劉卓輝

編曲：BEYOND

唱：黃家駒

歌詞﹕

千杯酒已喝下去都不醉，何況秋風秋雨？ 幾多不對說在你口裡，但也不感觸一句。 

淚眼已吹乾，無力再回望。 山不再崎嶇，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對。 

沙不怕風吹，在某天定會凝聚，若我可再留下來。

--- 逼不得已唱下去的歌裡，還有多少心碎？ 可否不要往後再倒退？讓我不唏噓一句。 

白髮已滄桑，無夢再期望。 山不再崎嶇，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對。 

沙不怕風吹，在某天定會凝聚，若我可再留下來。

--- 白髮已滄桑，無夢再期望。 山不再崎嶇，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對。 

沙不怕風吹，在某天定會凝聚，若我可再留下來。 山不再崎嶇，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對。 

沙不怕風吹，在某天定會凝聚，若我可再留下來。 OHOH！OH OH OH OH！

足球需要團隊，而非集體

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作者：梁文道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初它是匹神秘的黑馬，最後它卻成了被人嘲諷的陪跑份子，這支北韓隊在世界盃決賽週的命運也未免起落得太厲害了。就在葡萄牙以七比零的差距擊敗北韓的那天晚上，被認為是中國頭號「朝粉」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雖然孔教授拒絕「朝粉」這個稱號）很憤慨地發表了一篇博客，指摘大家老把政治和足球混為一談的不是，堅持北韓之敗只是敗在戰術錯誤，與政治完全無關。

他說得對，北韓的確犯下了非常嚴重的戰術錯誤，對着世界排名第三的葡萄牙，它竟然敢打一場開放的進攻足球。被人連灌兩球之後，它不只不鞏固後防，反而急着進球，於是形成了更大的漏洞，最後血流不止，結局悽慘。

然而，這個錯誤是怎樣造成的呢？為甚麼北韓隊會放棄首場對付巴西時的保守打法，轉採有前無後的攻勢戰術呢？後來，我們才曉得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背後的眼睛。在第一場賽事裏面，北韓竟然能在足球王國身上取得入球，於是親愛的領導人信心大增，破天荒地批准現場直播，好讓北韓全國人民目睹祖國的驕傲。既有家中父老盯着瞧，北韓隊就不好意思龜縮了；再加上之前嚐到了小甜頭，這一回他們焉能不入虎穴？簡單地說，北韓確實輸在錯誤的戰術選擇，可是這個選擇的理由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換了第二個國家，每場球賽天天直播有如家常便飯，領導人和鄉親也不會不知深淺地把寶全都押在你身上，這種慘劇還會這麼容易發生嗎？換了第二支隊伍，每個球員都曉得天地之大，都明白國際一線球隊的真實水平，他們還會如此盲目地高估自己的能耐嗎？

最讓人意外的，是這支北韓隊的意志原來居然很脆弱；被人踢進兩球之後，後防潰散得比其他任何一支球隊還快。最後一場對着科特迪瓦，它甚至連隊形都保持不住，人人各自為政，防守線的漏洞就像窗花一樣，處處留空。為甚麼一個以精神意志見稱，以集體主義聞名的國家會出了這麼一支精神渙散陣式鬆散的球隊？北韓有本事叫十幾萬人演一齣精準如機器的《阿里郎》，卻不能讓十一個人互相配合彼此補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反觀它在政治上的死敵美國，不僅能在落後兩球的局勢下力挽狂瀾，還差點反敗為勝；甚至越打越緊密，完全展現出了團體運動的風格。美國難道不是一個標榜個人，散漫虛無的國度嗎？

最近讀高立的《跟着足球學通說》，才知道足球史上有「共產謎團」一說。所謂「共產謎團」，指的是冷戰時期共產陣營在各項運動上皆有出色表現，唯獨足球總是不能攀至頂峯。雖然蘇聯在 1960年曾經拿過歐洲國家盃冠軍，可當年西歐列強紛紛缺席，所以這個冠軍的成色未免不足。而且「更有趣的是，東歐集團最接近世界盃冠軍的球隊，都是出自若即若離的邊緣地帶，例如五十年代幾乎脫離華沙公約的匈牙利（蘇聯進兵匈牙利後，一眾球星離國，強盛的匈牙利從此衰落）、六十年代『布拉格之春』前後的捷克、七十年代團結工會開始崛起的波蘭」。更不用說最遠離蘇聯，相對獨立比較開放的南斯拉夫了。至於最緊跟老大哥路線的東德，它在多種單人運動上都能橫掃全歐；反而足球硬是比不上西德。這個謎團真的只是巧合？

恐怕不是。高立指出了足球這種運動的特點是場上的形勢瞬息萬變，九十分鐘除了中場就幾不停頓。在教練不能時時下達指令的情況底下，規規矩矩，不懂得靈活變通的球員根本不可能打得太好。也許這就是「共產謎團」的答案了。

我們還可以深入下去，把一般人所說的「團隊」分成兩類；一類是機械的服從的，另一類則是有機的自發的；前者的基礎在於命令，後者的基礎在於合作。靠領導命令來運轉的團隊可以形成幾萬人一浪接一浪的人浪大會操，其動作絲毫不亂，宛如一體。可惜的是，足球畢竟不是萬人操，光靠服從和紀律是絕對撐不起一支好球隊的。

德國的麥士．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圖馬塞羅（ Michael Tomasello）在《我們為甚麼合作》（ Why We Cooperate）裏面把合作視為人類所有社會機制的基礎。他所說的合作細微而日常，從一個人為另一個雙手捧着東西的陌生人開門，到一輛車停在路上好讓行人穿越馬路，全是人類互動合作的好例子。這些行為都沒有及時利己的好處，也都沒有老大哥和任何更高權威的臨場指揮，可是人們照做不誤，而且還預期他人也會如此對己。一個社群的成員如果長期習慣並且善於這種互動，就算少了剛性的律則與領導的指示，他們也能在某些特殊情況底下隨機應變，合作互助。比方說天災來臨，他們可以迅速進入狀況，瞭解彼此長短，然後形成一套亂中有序的分工流程，該搬石頭的搬石頭，該跑腿的跑腿，不必亂做一團等人打救。

足球隊正是這種團隊的典型。圖馬塞羅指出所有的「社會遊戲」都要求參與者具備「角色中立」的能力。例如足球，一個人當前鋒但不必把自己的功能鎖死在前鋒的角色，一旦情勢需要，他必須立刻擔當起後防的任務；反之亦然。角色是存在的，可是我不必把自己限制在任何一個角色裏面。而「角色中立」則有賴於每一個隊員都有獨立判斷的腦袋，都有微調教練指令的自由和勇氣。球場上的變化無窮無盡，再周詳的部署也無法預估一切意外。球員們必須自己應變，而且衷誠合作。

可是，一個斬斷了所有人的橫向聯繫，只保留縱向階層關係的社會有可能孕育得出這種自發的合作嗎？更大的問題是合作不能沒有互信。一個球員有時候會故意漏掉一個經過腳下的球，因為他確信後頭還有另一個隊友，而他的機會要比自己更好。正如一個老人不怕自己過馬路，因為他相信每一個駕駛者都會當心在意。假如這個社會人人互相監視，每天都得提心吊膽地提防他人，合作又該從何說起呢？前東德的情報機關「史塔西」可以把五十分之一的國民發展成線人，不過他們就是不能在綠茵場上擊敗西德。

所以我們不該問為甚麼崇尚集體主義控制對外交流的北韓會打不出球場上的團體戰；因為一個凡事依靠上級指示，把個人消融在集體之中的國家恰恰是不可能踢好足球的。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

日本8.9級大地震,引發海嘯、福島懸核爆,人間煉獄,死傷無數!
但,天災無情,人間有愛!


日本國民質素享譽全球，面對史上最強烈地震，也沒有把大和民族嚇倒，各界發揮守望相助精神，市面秩序井然，連平時視為擾亂治安的日本黑幫，亦迅速向災民伸出援手，效率可媲美政府救援。有身在大阪的外國人形容日本人猶如螞蟻，就算蟻路被水淹沒，很快便重新走出另一條路來。
記者：陳沛敏、孔慶初東京報道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10313&sec_id=4104&art_id=15070518&av_id=15070720

蒼山如海，夕陽如血!

Dao Cao Ren 每次在抗爭失望落寂的時候，蒼山如海，夕陽如血!就看看

YouTube 毓民-神聖之戰!爭取2012雙普選!致謝動議辯論，馬上就開懷很多了。毓民，多謝您!

 

 

 

2010年2月27日 0:25

 

鐵道員

 

《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 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前路茫茫，悲壯蒼涼。道草人，聼下“夕陽之歌”，或許另有天地!

 

人，總有一死，擇善而生，雖苦亦樂!悲痛，最能洗淨心靈！

3月6日 0:08

18/4/10, 毓民回應觀眾: 五區公投如果失敗了

鐵道員 奧委會霸權；體育總會濫權；霍震霆專權。呃香港人血汗錢，建黑箱體育王國！香港政府弄權，不問是非，浪費納稅人金錢！「善財難捨，冤枉甘心」。香港無公義，我地無明天。

不需就義，不能就範！希望已經來臨，改變只差一票！請大家支持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記著：516投票！

 

 

 

毓民，保重保重

鐵道員 在YouTube看到的留言：〝好啊! Karma啊, 顛狗. 你都屌得中共多. 抵能死, 有個咁似你既PK仔, 睇你死未, 你夠薑話中共屈你個仔阿笨. 藏毒大陸可以打靶〞。

毓民現在心情定不好受，憑藉他的EQ，定能度過！但，我還是替他難過！只得遙遙祝禱，望毓民，保重保重！

 

 

毓民向大眾訴說心底話

2007年7月16日，毓民向大眾訴說心底話。細細聼來，感慨良多。毓民說出了我們目下景況，觸動情懷，實教人傷感悲痛！
〝毓民〞曾對我說：睇你個樣，都係死撐到底嫁啦！我說：一定！相互對望，一臉苦笑，走到角處，拿起了五區公投小冊子，放到我手裏，說了聲：看看吧！此情此景，歷歷在目！

記《雙照樓詩詞藁》‧汪精衛

汪氏是真正的才子，早年行刺滿清攝政王載灃失手下獄，抱着必死之心，寫下後來廣為傳誦的詩句：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後據說是審問他的肅親王，甚至是慈禧憐才，沒有殺他。辛亥革命之後，滿清被推翻，他才被釋放出來。不料他抗戰時竟投靠日本仔，替其成立南京政府，成了個大漢奸。


台灣著名歷史學家汪榮祖寫的長文〈從詩情看汪精衞之投敵〉。汪榮祖在長文中說，西方人心目中有所謂「愛國的叛徒」（ patriotic traitor）之概念，認為所謂叛國的行為，尚有動機與目的可議，如動機是為了愛國，目的是為了救國，就不能視之為一般的叛國者。汪教授不僅從汪精衞詩詞，而且從當時的史實，認為他正是一位「愛國的叛徒」。


被逮口占（以下民國紀元前二年北京獄中所作）


啣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姹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臺。


有感
 
憂來如病亦綿綿，一讀黃書一泫然。 瓜蔓已都無可摘，豆箕何苦更相煎。
笳中霜月淒無色，畫里江城黯自憐。 莫向燕台回首望，荊榛零落帶寒煙。


良友漸隨千劫盡一一從詩情看汪精衛之投敵 
文‧汪荣祖


汪精衛《不寐》


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
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
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
郊原仍作青春色，酞毒山川亦可憐。


      汪精衛是民國政壇上極富詩才之一人，名兆銘，精衛是他的號’取精衛填海之意，《輟耕錄》;有云：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倒是汪精衛一生的真實寫照。他少年時集合七個人﹝方君瑛、曾醒、陳君璧、黎勇錫、黃復生、俞培倫﹞，以及他 自己，就想謀刺清朝的攝政王，事敗被捕，在獄中慷慨悲歌。其《被逮口占四首之三》尤傳誦一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他是 準備從容赴北京菜市口就義的，但清廷基於政治考量，沒有殺他的頭。
      
     他在獄中思國念友，做了好幾首動人的詩，其中《秋夜》長句尤為感人：落葉空庭夜籟微，故人夢裏兩依依。風蕭易水今猶咋，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愧，劈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儷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此詩曾傳遞到陳君璧，以及胡漢民等人手中，革命同志每讀一過，即激昂不已。幸而不久辛亥革命成功， 汪精衛出獄，不僅沒有成為烈士,而且成為英雄型的開國元勳。
     
     像汪精衛這樣的仁人志士，不顧身家性命，願意從容赴死的人，怎麼會做漢奸呢?於是產生了許多闡釋，大都從譴責漢奸入手，如謂其性格多變，利欲薰心，政治野 心，以致於自毀其歷史，賣國求榮等等。但是一個人的個性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再就當時的情況看，日寇已經佔領中國精華地區，國脈懸於一線，實無國可賣：去 當漢奸，只有求辱，哪有榮可求?如果我們能體會他“火坑”心情，便知他早年不顧性命，尚可青史留名；晚年連一生的名譽都不顧了，豈不是犧牲更大?性命與名 譽是任何個人最寶貴的東西，何況像汪精衛這樣有聲價的政治人物，他的性命與名譽都肯犧牲，置之度外，到底為了什麼，豈不值得深思?
      
     也有不少人認為汪精衛性格衝動，並以此來解釋他的政治行為，無論搞革命謀殺或當漢奸，似乎都可以衝動為說。但詩言志，最能表達一個人的性格，舊時代科舉考 詩賦，除了測驗考生的技巧外，就是要一探其性情。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極富感情，如《蝶戀花》一闕：  “雪偃蒼松如畫裏，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浪嚙岩根危欲墜，海風吹水都城淚，白草茫茫迷古壘，月閃稜角，萬點寒星碎；荒塚志孤魂亦死，髑髏夜半驚風起。” 可說是哀婉動人，然而感情豐富不等於衝動，衝動是一時性起，而搞革命或當漢奸有一段難以衝動的過程，必然會經過理智的評估。值得注意的正是汪精衛是如何評 估自己的行為，如果詩情假不了，他顯然有強烈的使命感，而使命感來自對祖國山川破碎的感受，思有所作為，也是愛國心的泉源。他相信愛國是崇高的精神，一切 物質包括自己的身體與名譽都可為之犧牲，所以只要“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能夠 “忘卻形骸累”，“靈台自曠然”。既如此，“士為天下生，亦為天下死”；自謂“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鏤；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從容赴義就很自 然。         
      
     當漢奸的心路歷程，不僅僅是賣國求榮那麼簡單，在西洋人心目裏有所謂“愛國的叛徒”(patriotic traitor )之概念，認為叛國之行為,尚有動機與目的可議：如果動機是為了愛國，目的是為了救國，就不能視之為一般的叛徒，然而在我們中國文化裏，忠奸善惡，分得很 清，非忠即奸，非善即惡；在中國歷史上主戰派幾乎都是對的好的，主和派都是錯的壞的。汪精衛恰恰是抗戰爆發後最堅持的主和派，抗戰最後勝利，儘管付出巨大 而慘痛的代價，畢竟證明主戰是對的，主戰派成為民族英雄，而主和派則成了民族罪人，但這部是事後的認識。當年強敵入侵，鐵蹄橫行，死傷枕藉，哀鴻遍野，抗 戰前途甚是黯淡，國家民族面臨滅亡之際，到底寧為玉碎，還是可以瓦全，何者較為理性，卻末易言。汪精衛曾說：“夫和戰大計，為國家生死安危所關，不得不戰 則戰，可和則和，此為謀國之常規”，是否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事實上，盧溝橋事變後，中曰之間秘密和談，一直沒有中止，並不是汪精衛與日本人之間的秘密談判，而是南京與東京之間的談判，像與日方聯繫的主要人物高宗武 既是汪系人馬，也是蔣介石的人馬，他是為國民政府辦事；從文獻資料看，其實高一直尊蔣，奉蔣命行事。不過，戰爭既已打起來，日本軍閥囂張跋扈，和談談何容 易?然日本雖強，欲併吞中國亦談何容易，也就不便關死和談大門，以致於檯面上打仗，血肉橫飛；檯面下和談，藕斷絲連，持續不斷，直至日本投降為止，不僅僅 汪精衛一人在抗戰期間搞和平也。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與武漢先後失陷，日方卻發表了第二次近衛聲明。近衛文磨是當時日本的首相，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後，發表了“今後不與國民政 府為對手”的第一次近衛聲明，現在第二次聲明又重新要與國民政府和談。汪精衛力主抓住和談機會；然而蔣介石因日方有意以汪代蔣，故不起勁，使汪雖以國民黨 副總裁之尊，無法在重慶表達其主張，此乃汪精衛決定離開重慶的主因。許多人說，汪脫離重慶之前已與曰方有籌組偽政府的密約’是想當然耳的無稽之談。
     
      汪與少數隨從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飛往昆明，翌日轉往越南的河內，同月二十二日，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日、華、滿，互相善鄰，共同防共，經 濟合作”三原則，而這些本來是蔣介石可以接受的原則，汪精衛遂於二十九日向重慶發出艷電，主張響應近衛聲明以便和談。如果這是日汪秘密勾結，汪既已脫出， 又何必再向重慶發電報?足見汪確實只是要發表政見，呼籲和談。但是重慶方面卻把焦點放在叛逃上，仍想阻止汪氏發表言論。其實，汪精衛既已發表和平主張，若 仍不見聽，準備去國赴法，並請重慶發放護照，故谷正鼎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二次來訪時，即帶來護照與川資，準備遠行，孰料重慶特工同時正奉命積極佈置謀殺， 護照與川資似乎只是謀殺的煙幕而已。谷正鼎剛走下到一天，於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河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政治謀殺案，該日子夜，行刺者潛入高朗街汪氏租用的住 宅，闖進一間大臥室，亂槍掃射，見室內夫妻倒於血泊中後，始揚長而去，結果死者是曾仲鳴，中槍無數，在醫院裏搶救無效而終；其妻方君璧也身中三彈，幸而不 死。原來刺客闖錯了睡房、汪氏夫婦一直用較小的一間，因而倖免。但是河內的槍聲政變了汪精衛的計劃，他本已準備了赴法的行裝，現在決定自己與日本直接交 涉，不再僅僅發表主張，而是要實行其主張了。汪派人士如周佛海、金雄白都深信，河內的槍聲打出了一個汪政權。
      
     這種說法不免有點戲劇化，戲劇化就不免言過其實。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不僅沒有因狙擊而退縮，反而更加堅定他和平救國的信念，曾致函給曾仲鳴的未亡人方君 壁，有云“縱如何傷心切齒，而救國步驟必不敢因之而亂”，可見其堅定。暗殺事件發生後，汪精衛取消法國之行，並發表《舉一個例》，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 的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密件，證明主和並非他汪精衛一人的主張，而是最高當局，以及政府的共識。既有此共識，有何理由不能以近衛最近聲明，作為談判的基礎呢? 他並向重慶責問，何以因他主和，不僅加以誣蔑，還要奪其性命?他還明言，只公佈這一件舉例，因已失時效，其他證據何止干百件，為國家利害計，仍有保密的必 要。其口氣已不似艷電，純粹表示政見，已有挑戰的意味，同時也意識到已身臨危境。
      
     謀殺案發生後，日本即派員赴河內，設法營救汪精衛脫離險境。此時汪既已由自己來實行和平主張，必須與日本交涉，乃決定前往尚未被日軍完全佔領的上海和談。 他先於一九三九 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坐租來的法國小船自河內啟程，後因浪大難行，才改乘五千噸的日本貨輪北光號。經由基隆抵滬，定上了籌組政權之路。他於同年六月從日本歸國 時，在風高浪惡的大洋舟中，感慨萬千，寫下一首很能透露心情的詩，真是情見乎詞：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風仍惡，海天殘夢渺難尋；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
淒然莫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夜已深沉，舟行海上，臥榻上猶聞報時的鐘聲，可知詩人輾轉難眠。他深信血案必是重慶特工所為，當地報紙也繪聲繪影，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成為國際懸案，然 而他絕不會想像到，二十年之後，殺人者會以鋤奸英雄出現在台灣，寫文著書以表功，無意之間破了案，確定是戴笠手下王魯翹(曾任台北警察局局長)等人幹的。 特工乃主子的鷹犬，沒有主子的指令，鷹犬不會傷人。汪精衛海行漫漫，回想在廣州 時的革命伙伴，親密同志，竟出此殺手，情何以堪，怎能平息一再起伏的思潮?
      
     汪精衛出走為了能夠自由的發表和平主張，竞毫不相容如此，逼他別無選擇，只好與蔣政府分道揚鑣，自尋主張的實施。然因事出突然，不免徬徨，窗外海天一色， 室內種種殘夢浮現，卻又難以捉摸，立即感受到的，僅是輪舟在滄海惡浪之中，傾斜翻騰，險象環生；遠處的燈塔，忽隱怱現，而月色黯淡，憑添悽厲，更反襯出自 己處世的險惡與心境的波盪。
      
     此景此景，不能不念及兩個月前的血案，他最親近而信賴的年輕朋友，竟遭此大劫，替他而死。他與這位隨千劫而盡良友的關係深長而親密，死者曾仲鳴的姊姊曾 醒，人稱三姑，嫁方聲濂。方聲濂、方聲洞兄弟都參加了同盟會，方聲洞死於黃花崗之役，成為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們的姊姊方君瑛也是曾醒的莫逆之交，兩人於宣 統元年都參與汪精衛謀刺攝政王的密謀，與汪有死別之後，又復生聚的深厚感情。民國成立後，汪氏夫婦偕曾醒及其兒子方賢淑與幼弟仲鳴，方君瑛及其幼妹方君璧 共去法國居住，大家生活在一起。曾仲鳴與方君璧都跟汪精衛學過中文，曾仲鳴學汪氏書法極為神似，而方君璧稱汪精衛為四哥，親近可知。仲鳴與方君璧在巴黎時 已訂婚，學成後回國成婚，一直在汪身邊做事，極為融洽。於此可見，汪與曾、方兩家有通家之好，私交甚篤，結果曾仲鳴慘死，方君璧重傷，汪精衛之哀痛可以說 是刻骨銘心。
      
     難以割捨的私情之外，尚有義不容辭的公誼。汪精衛一再提到曾仲鳴臨死時所說：  “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無不放心者，”屬望之意顯然，豈能消極退縮?他舉目北望，半壁江山已經淪陷，不禁想起東晉時的桓溫與僚屬登樓，眺矚中原，慨 然有“神州陸沉”之嘆，而今他竟親自“重見神州百年沉”，以“良友”與“神州”相對，更託出家事國事的交相呼喚，令他感到責無旁貸。這種心情必然是悲涼 的，不下於文天祥過零丁洋所寫的詩句：“辛苦遭逢起一經，千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文天祥畢竟是悲劇型的英雄，他要此文天祥積極，雖然淒苦，既不要說惶恐，也不要嘆零丁。他還要檢點自己尚有未盡心之處，於是 壯志又興。曾仲鳴既已為他的和平主張而死，他更應勇往直前追求和平，以慰死友?他在大洋上顛簸航行，思潮起伏，但是獨自去實行和平主張的心意，顯然始終未 變。此後，雖然艱難倍嚐，益痛山河破碎，“孤懸破碎山河影，苦照蕭條羈旅人”、“險阻艱難餘白髮，河清人壽望蒼生”，即使不可為亦應為之，見諸其《六十生 日口占》：“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慨不須驚；尚存一息人間世，種種還如今日生。”這種心情與其早年頗為一致的，所謂“成敗亦何恨，人天無限憂”。晚年念 及一九三五年被刺中彈未死，猶感“鴻飛意，豈有金丸能懼；脩脩猶賸毛羽，誓窮心力迴天地”。這種心情，信念和決心，與跳火坑的行動也是頗為一致的。
     
     金雄白(筆名朱子家)寫《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有一節是“ 一排槍、一灘血、一個政權”，即敘河內暗殺事件，金氏歸之於運也?命也?其實關鍵在人，蔣氏的性格，汪氏的性情，最為關鍵；而汪氏的性情，充分流露在他的 詩篇裏。知其詩情，始能明其史意也。否則一聲漢奸足以蓋棺論定，然於知人識事，失之多矣。